“改革开放”这一政策的提出是在40年前，那时我刚入学，并不知道是什么。我感觉到与以前最明显的不同就是：土地都分给了各家各户，不再吃“大锅饭”了。有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的农民们，劳动的热情空前高涨，土地也不打折扣地回馈给农民更多的粮食，亩产从300斤，到500斤，800斤。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终于也像城里人一样吃上了白面馒头，吃上了“细粮”。

不再为“吃”发愁的父辈慢慢开始重视起孩子的教育问题。可作为70年代初出生在农村的我，依然没上过幼儿园，而是7周岁上了“育红班”。简单的课本，背一块小黑板，带几支粉笔就坐在了教室里。教室很简陋，蓝瓦的屋顶，土墙，土地，窗户上没有玻璃，冬天一块儿塑料布就挡住了寒风。墙角垒个土煤火，冬天谁的鞋子在雨雪天跳湿了，谁的手冻坏了，或者谁表现的特别优秀，才能获得亲近“火炉”的殊荣……现在的孩子3岁就坐着校车上了幼儿园。教室里，冬有暖气，夏有空调，更有钢琴，电视，多媒体。孩子们在这里唱歌，跳舞，做手工，玩游戏，背唐诗……一个个穿戴整齐，个性，亮丽，一个个聪明伶俐，彬彬有礼。不像我小时候，四年级参加演讲比赛，还穿着虽干净却打着补丁，不太合身的衣服，虽也很懂礼貌，眼神里更多的是羞怯，或者说是胆怯。童年的我，曾和家人一起住在窑洞里，借着昏暗的煤油灯，看书，做作业，遐想，任思维的野马不着边际地驰骋。可能是贫穷限制了人的想象，想不出或不敢想更美好的生活和未来是什么样。看40年后孩子的生活，教育条件，我想说，那是天上，人间。

13岁，我因成绩优异，和同村的另外两个女孩考到了离家大约5公里的重点中学。那是新建的两栋两层楼房，一栋用来住宿，一栋用来上课。说是重点，除了教室比小学大点，亮点，桌椅新点，其他还很不完善。第一天早上的洗脸水是从楼前工地上的土坑里弄来的，因此也有不少人没洗脸。不知道什么是餐厅，一日三餐，我们露天吃饭，有雨雪了就挪到走廊下。听说校门口有块石碑，上面刻有一些捐资助校人的名字。据说他们都是“万元户”，是有爱心的有钱人。我没有“万元户”的概念，只记得当时我们的学费是每学期17元，因考得好，学校给免了3块感到很开心。因为那时父亲是民师，母亲说，每月5元的工资父亲领了很多年…….

也是在中学那年，我家从窑洞搬到了上面，住上了平房。那花费不到2000元的平房，不仅花光了父母很多年的积蓄，还借了亲戚邻居的。父母闲着的时候带我们打地基，拉土。那只用石灰照了白的墙壁，是父亲自己一下一下抹上去的。这样的房子从外观上不能和现在整齐划一的社区楼房相比，但少年的回忆呀，除了有些许身体劳累的苦涩，更多的是心灵满足的甜蜜

还在80年代的农村，也就是能吃饱穿暖。那时候农民的一大愿望就是吃上“皇粮”，跳出农门。我想读更多的书，可耐不住家人，亲戚朋友的再三劝说，在中学毕业填报志愿时填了中师，又不甘心地在第二志愿里填了高中。我的中招考场设在了荥阳西街小学。虽是县城学校，我坐的位置也依然是长条木桌，一头还有个洞。现在我所在的农村小学也早已是一色带斗儿的课桌和有靠背的椅子，上课大多都使用多媒体教学。在这个互联网几乎覆盖了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时代，各类信息，资源数不胜数。教学方式和我毕业时的1990年有了天地之别。一支粉笔，一本书的时代似乎就在昨天，又好像离我们很远。

1990年，我师范毕业，作为公办教师，被分配到离家几公里外的村子教书。第一个月的工资不足80元，可还是比没转正的民办教师的父亲高了一些。因为工资不高，我的同学有的从了政，有的下了海。而我，在教育这一行业已走过了28个春秋。我的工资拿到了4000多，是28年前的50多倍。1995年，父亲也因国家出台相关政策，通过考试，成了公办教师，并在退休前被评为小学高级教师，现在拿到了3000多元的退休金，可以没什么顾虑的安享晚年了。他从教41年，我从没听他抱怨过什么，母亲干了一辈子农村干部，跟着父亲吃了不少苦，可她也说很知足……

当我因工作出色，从上班8年的山村小学调入我曾就读的重点中学时，我没有欣喜。中学工作13年又因工作需要调入小学时我也没有落寞。因为我知道，无论我在哪儿，只要不离开教育，就还能为保这一方净土而努力，只要不离开课堂，我的心就永远青春。我十几岁的时候离开家成为寄宿生，现在的孩子几岁就住了校。尤其是这些年来，很多孩子的父母外出打工，更多的农村孩子成了留守儿童。农村的教育更离不开守得住清贫，耐得住寂寞，懂得坚守的人。父亲是这样的人，我受他言传身教40余年，正走在这样的路上。我的侄女，是90后，今年研究生毕业，也选择了教师这一职业。未来，每天都在来。虽然这些年来，我与时俱进，不断学习，可我依然不敢预测未来的样子。唯一能做的，就是如刚毕业时那样，满腔热情地走向三尺讲台，立德，树人，授业，解惑，为培养现代学生的核心素养尽一份力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添一把柴。

“落红不是无情物，化作春泥更护花”。为了教育果实的甘甜，我愿做教育最苦的根。纵山河变换，依然痴心不改！